文／白斐嵐
如果有那一段童話情節最能讓人聯想到踢踏舞，那絕對是安徒生《紅舞鞋》中無法停止舞動的那雙腳。雖然不知道以當代偶戲為主的無獨有偶，究竟是先決定了和踢踏舞團音踏In Tap的合作才選定戲碼，還是為著故事情節才決定加入踢踏舞元素，但在偶戲、踢踏舞間，卻為原著故事帶來了一番全新的詮釋。
在安徒生的《紅舞鞋》中，失去雙親的女孩受到紅鞋的吸引，無法克制自己想要擁有那雙鞋的渴望，辜負了好心收容她的老婦人，在一次又一次的天人交戰中輸給了自己的慾望，穿著紅舞鞋做禮拜、出席喪禮、不顧虛榮重病的老婦人而偷跑去參加舞會。最後虛榮心成了詛咒，穿著紅舞鞋的雙腳再也無法停下舞動，直到遍體鱗傷，最後不得不砍斷雙腿以重獲自由。在當時歐洲社會基督教影響下，「紅舞鞋」是引誘人們偏離道德權威的罪惡之果、是不服管教的小孩所得到的教訓、是人類跟隨著自己慾望後反被其綑綁的不自由。在深陷慾望的懊悔後，被砍斷的雙腿，竟成了最終的救贖。
正如踢踏舞在二十世紀初逐漸風行，將舞蹈從芭蕾的權威中解放，其與爵士相呼應的自由節奏也讓音樂從學院正統得到自由──在無獨有偶的《紅舞鞋》中，小女孩所面對的「權威」同樣有了一番新解。權威不再是信仰上的道德依歸，而成了軍國主義般的強權壓制，奪去了小女孩的自由，而紅舞鞋成了腳鍊之外的唯一救贖。在女孩每一次的失落歌聲中，紅舞鞋若隱若現地呼喚著她，徘徊在夢境與現實壓迫中，直到女孩終於穿上了舞鞋，走進了那束縛不再的夢境，在肉身綑綁中得到靈魂的自由。
權威的壓迫與自由的渴望──這兩者之間的對立關係同樣也呈現在戲偶的選擇上。以面具示人的紅髮神秘客跳著詭譎的舞，踏在墜落的邊緣，成了魔法般的召喚；被鐵鍊腳鐐綑綁的女孩與猴子掙扎著、等著被解開枷鎖。這些可活動偶或是帶著面具的真人似乎都有著人性的溫度，傳達著觀眾所能理解的情緒。劇情中的士兵則成了被演員高舉的側面人像，有著一模一樣的平面輪廓，彷彿暗示著權力壓迫僅只是個集合體，個人形象既不存在也不重要。
在視覺畫面、舞蹈、戲偶之外，音樂成了最主要的說書人。或許是文字本身也帶有某種詮釋上的權威，演員因此在舞台上不發一語（除了以士兵身分哼唱軍歌般的旋律、或是女孩身分的幽微吟唱），反而由手風琴、吉他等簡單樂器搭配踢踏舞節奏，鋪陳故事的走向與場景的氛圍。無論是女孩與猴子輕快俏皮的互動、迷幻如夢境的紅髮神秘客之舞、或是女孩穿上紅鞋後的狂舞，每一個調性節奏的轉換，都帶著故事進入了下一個章節。
可惜的是，當這齣21世紀的《紅舞鞋》試圖以開放性的觀點翻轉權威時，音樂反而說得太多，在許多時候太過渲染了在視覺上顯得含蓄的情緒。聲音和舞蹈在本質上輕易地合作無間，卻反過頭來將劇情推著走，有時走得太快，更讓人覺得並未和畫面處在同一時空中，兀自說起了自己的故事，成了另一雙掙脫腳鐐的紅舞鞋。
小女孩最後還是沒有擺脫安徒生所賦予的宿命，沒能保住她的雙腿。戲偶被拆卸的兩條腿繼續舞動著，就像紅舞鞋的故事繼續被傳述著。這齣戲最打動我的時刻，其實是那躺著的戲偶忽然在操偶師手中活過來的瞬間、從此成了有生命的角色──曾是遙遠歐洲威嚇小孩要乖乖聽話的童話故事，也在這一刻與當今台灣的觀眾有了新的關聯。
原文轉載自：《表演藝術 PAR》2013年12月 或見 黑森林是不會把我吞沒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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